纷争恩怨间苏轼与王安石的人生之路

引导语：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那么王安石与苏轼有何恩怨?我们一起来看看。

北宋时期二位著名的政治家及才子苏东坡与王安石，因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所谓文人相轻，苏王犹烈。好在二人在晚年能握手言和，缘于最终在仕途的共同失意而能更清醒、客观看待对方的长处，由此而能包容对方的不足，进而认识自身、明心见性。二人的生平经历、思维起伏展现了封建社会典型的古代士子阶层的悲壮风情。

忆昔苏东坡刚参加制举时，锋芒毕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左，因而斥责苏东坡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这就是二人的初次交锋，也即新旧党争的延伸。

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隐约讥刺，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亡之事为问，王安石更是大为不悦。

二人时常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比如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苏东坡反问道：“如此‘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谁听过水有精骨呢?还有‘笑’字，岂不成了以竹鞭犬了吗?”王安石听后心中不快，只能勉强解释道：“‘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

苏东坡则说：“鸠字九鸟，君可知道有何典故?”王安石信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道：“《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王安石不解而问：“分明七只鸟，怎能说是‘九鸟’呢?”苏东坡不紧不慢地回答：“七只小鸟加上它们的父母，不就是‘九鸟’吗?”如此玩笑使得王安石十分尴尬，因苏轻薄自己而拂袖离去。

引导语：王安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那么王安石与苏轼有何恩怨?我们一起来看看。

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亡之事为问，王安石更是大为不悦。

从政见上的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这是二个大文士的习惯。

又一次，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恰逢王安石睡觉，苏东坡见书桌上有两句王安石的《咏菊》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认为菊花最终枯焦而不落瓣，便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苏东坡被贬黄州时，看到秋风中吹落的满地菊花才明白是自己未实证而想当然。

又有一次，苏东坡被贬海南时，王安石为其饯行，王赋诗曰：“明月当空叫，五狗卧花心”，苏东坡却信手改成：“明月当空照，五狗卧花阴”。后来苏东坡在海南儋州时方知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和一种叫“五狗卧”的花，他才恍然大悟。

苏东坡和王安石虽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毕竟以其文斗为主。随着时光的流逝，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清醒之后都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争斗的主因。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

在政见方面，王安石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王安石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对苏东坡《表忠观碑》一文大为赞赏，兴致勃勃地次韵苏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

而苏东坡于元丰三年(1084年)途经江宁，深为《字说》一事当面讥笑王安石而感到内疚，专程拜访王安石以消除多年的隔阂。已经下野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东坡到了江宁后，也是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一头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去会苏东坡。

交谈中，苏东坡对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先说那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

东坡接着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地说：“我一定要面见皇上陈述!”并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随后，两人又谈论诗文，苏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也自诵其诗，请苏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苏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

苏东坡在江宁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苏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赞赏并感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及此之二句!”

王安石送走苏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此精典之述，实是二大文才风起云拥之写照也。

王安石文学成就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伤仲永>>在初一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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