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崛起:百年湖南人的激情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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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网核心提示:这句话用在清末民初的湖南,再合适不过 ...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用在清末民初的湖南,再合适不过。在这场近代化的大变革中,湖南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从出了名的守旧到领衔维新,从热血革命到省宪自治运动,从时务学堂到新民学会,湖南的开放崛起一次次地刷新着国人的眼球。为何是湖南?湖湘先贤在救国图强的道路上,让湖南精神完成了一次次质的升华。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传承? 曾国藩说,一省之风气,取决于数人。回望百年前先辈的光荣与梦想,没有曾国藩的湖南是谁在引领?他们又是如何铸就现代湖南精神的呢? 周汉:一个名震中外的极端主义者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许多人认为曾国藩可趁机夺取大位,其女儿曾忆及工人在曾家房子立屋梁时,边干活边唱道:“两江总督太细(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乡民无知,但曾国藩本人并无此意,他几乎是在平乱之后就立即解散了湘军。尽管如此,打赢太平天国,还是让湘人名声大震,湖南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更重要的是,这为湖南人群体性晋升开辟了新的通道,近代湖南的崛起由此展开。 以湖南新宁县为例,1850年之前的200多年间,该县最杰出的子弟,官职也不过是个县令,但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里,新宁县出了3名总督(刘长佑、刘坤一、江忠源),1名巡抚(江忠义)和73名司道府县各级官员。新宁还出了53名提督、58名总兵、56名副将和参将。这种情形并非新宁独有,据光绪十一年(1885)刊《湖南通志》,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即达6319人之多。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这在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时的湖南,绝不再是“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的局面,而是皇帝眼中的“忠义之邦”。但是,伴随着湘军的裁撤和回乡,崛起了一大批军功出身的绅士,他们用靠战争积累起来的钱财,回湖南老家买房置地。为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和一些回乡的官僚,如黄冕、陈湜、叶德辉等,急忙在湖南着手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强化传统的纲常伦理。 另外,随着湘军等营伍的遣散回湖南的,还有数以十万计的湘军兵勇,他们直接造成了无业游民队伍的激增,因回乡后“多未安贴”,秘密社会组织哥老会“乘之以兴”。

返乡新乡绅也好,哥老会也罢,他们本来是彼此敌视的,但在排外特别是禁止洋人来湖南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与信奉所谓耶稣教的太平天国打过交道。于是,保守乡绅出主意,袍哥会出人力,联手打造了湖南的封闭排外局面。至于湖南的地方官,一方面慑于湖南人“朝中有人”,另一方面,还需依靠乡绅来管束地方,所以大多也是站在乡绅一方。 因此,太平天国之后,仇视洋人的心态普遍见于中国各地,而在湖南,这种心態之强烈已到了极端的程度。19世纪60年代晚期,即使洋人已受到强签条约的保障,可在各省自由走动,仍只有少数洋人敢靠近湖南。有位大胆的英国地质学家在1866年时曾乘船游历湖南(夜里让船悄悄漂流过大城旁边),在经历九死一生后向人诉说他的遭遇。他说,邻省广西的官员“一再问我怎么敢去那里,那时只有一个洋人去过那里;那人侥幸躲过(广西)人民,却在进入湖南时遇害”。地质学家不理会警告执意前往,不久就遭“一大群手持火把的群众”包围,那些人“喊着‘杀了他!杀了他!杀了这个洋鬼子!”直到官府的人扬言把他们全砍头,众人才散去。 1891年夏秋之际,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突然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东起上海,西至宜昌,长江沿岸几乎所有的教堂、教会学校及慈善育婴堂,都遭到了暴民的围攻和焚毁,传教士和教民死伤枕藉,各国驶入长江示威护侨的军舰多达20余艘。 调查之下,上述事件的幕后煽动者——周汉,一名湖南宁乡的乡绅,渐渐浮出了水面。周自幼熟习儒学,自称“周孔徒”(孔子的门徒),太平天国爆发后投身湘军,后随左宗棠去新疆,因功被保荐为陕西补用道(无实职,可领薪饷)。1884年,周汉告病假回长沙闲居,看到外国传教士的罪恶活动十分愤慨,撰写了30多种反教煽动资料。这些资料因印刷量很大,并以免费的形式散发,故遍及长江中下游省份——仅其中一本《鬼教该死》的小册子,就印刷了80万册。 周汉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煽动家,其撰写的宣传资料,全部使用大白话,用词粗鄙。在《湖南通省公议》里,周汉号召湖南民众全部起来“驱鬼”,如有敢阻挠、为“鬼”说话者,立即击杀,尸体弃之荒山以喂虎狼;如有敢将土地房屋卖给“鬼”者,一律“全家诛戮,房屋焚毁,土地充公,永作湖湘灭鬼之费”。这种恐怖主义煽动,终于在1891年酿成“长江教案”。据说后来兴起的义和团也与周汉的小册子有着密切关系。 周汉的极端灭洋方式,为他赢得了无数拥趸,长沙知府甚至支持生员利用戏台来宣传《鬼教该死》。及至发生暴力事件,朝廷谕旨地方严惩周汉,两湖当局仍迟迟没有动作,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明言:两湖知识圈,“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不可解,长沙三书院(岳麓、城南、求忠,编注)尤佩服周”。万般无奈之下,调查组最终的结论是:周汉患“痰迷”之症,精神早已不正常。1897年,被“精神病”的周汉再次闹事,张之洞告诫湖南巡抚陈宝箴,万不可将周汉押来武昌,因为当地儒家知识圈大多是周汉的同情者,湖北官场“断无人敢审”。 周汉入狱两年后,义和团运动爆发。1908年,湖南巡抚岑春蓂允将周汉释放,但他拒不出狱。两年后,被亲属强行接回家中,不久逝世。 郭嵩焘:一个霸蛮挑战传统秩序的变革者 当然,那时的湖南人中也不乏“放眼看世界”、具有改革思维且有影响的人。只是当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已死,曾国藩在沿海忙着办洋务,左宗棠致力于收复新疆,曾纪泽尚出使国外……只剩一个饱受非议的郭嵩焘。endprint 事实证明,正是满怀忧愤、落魄回湖南的郭嵩焘开启了湖南的维新之路。只不过,他振兴湖南的决心却是源于内心所承受的苦痛。 1879年2月,年逾花甲的郭嵩焘,卸任离英返国。抵上海后,面对朝野汹汹的非议,身心俱疲的他未上京复命,托病请假径回湖南。然而就在他熟悉的家乡,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难堪:到长沙后,长沙、善化两知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为由,不让其上岸。交涉两个小时,郭最后不得不借用朝廷之名,“钦差之命犹在身也”,才得以登岸,岸上只有两人拿着差帖迎候,并告知“湖南官吏素尊,不能邀迎”。其实郭早已心知肚明,“无他,以吾奉使出洋,宜从薄待”。 郭嵩焘回到长沙后,新的谣言又开始流传。有人说郭嵩焘要把上林寺改建为天主教堂,有人说郭嵩焘已鼓吹让一群洋人从广西进入湖南。还有人说,湖南将有四个城市开放对外通商,并已指派郭掌管这四城……对此,郭嵩焘也满怀愤恨,在他眼中,湖南这块地方是中国所有弊病的集大成者,民情颓废,士风萎靡。“即令圣贤生于其间,非渐摩涤数十百年之久,殆难与化此积习也。”不过,最令郭黯然神伤的是,在长沙这座城里,他已经很难找到了解他的朋友。几个月后的重阳节,61岁的郭嵩焘登高岳麓山,看到贾谊祠(清代岳麓山有贾太傅祠,址废不可考,编注),不禁有感而发:“生年与世两销磨,岁岁登高奈老何。海外人归秋色尽,城南野旷夕阳多。贾生祠宇疏泉石,楚国风骚托啸歌。莲社攒眉终待入,隄防醉语更传讹。” 尽管饱受谣言、中伤、侮辱之苦,郭嵩焘还是选择了留在家乡,四年的英、法游历,激发了他振兴湖南的决心。他要做的就是革新湖南的“风俗人心”。于是,郭嵩焘以1872年他在曾国藩祠里建造的思贤讲舍和讲舍里的船山祠为基础,开始了他的湖南复兴计划。 在驻英、法期间,郭嵩焘结识了忘年交、留学生严复。通过严复对英国的介绍,郭坚信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学校。在确定不再赴京任职后,郭嵩焘立即参与到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重启已停办的注重经世之学的湘水校经堂。郭嵩焘不但帮着拟定章程,还参考了严复为他草写的英、法两国的学馆课程,建立经、史、文、艺各堂。郭嵩焘把这看作改革湖南的开始,“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 人到暮年,功名几若浮云。此后的郭嵩焘心无旁骛地把余生交付思贤讲舍,弘扬船山之学。思贤讲舍设在长沙的曾国藩祠里,靠着与曾国藩及后人的亲密关系(亲家),郭嵩焘得以在曾国藩祠堂的保护墙后,避开长沙地方官绅的冷眼与纷扰,专心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 思贤讲舍不同于官办的湘水校经堂,它是晚年郭嵩焘的一块改革试验田。在这里,郭嵩焘打造了他眼中中国理想未来的缩影,他一再揭橥的原则就是湖南改革要自下而上,做出榜样,启迪人心,直到全天下人改头换面。 思贤讲舍要求学生尊奉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四人,以先贤为榜样,重振船山之学,并定期演习礼仪,以寓“善人心、厚风俗”。同样,这所学校不以应付科考为主,专门设立了以科学和数学为基础的实学课程。郭嵩焘还聘请了一位教数學与制造学的老师,算得上是当时长沙城里第一位。后期郭嵩焘又请王闿运、王先谦先后掌管思贤讲舍,学校里学生最多时有20人左右。 郭嵩焘在投身教育改革试验的同时,也把长沙城里少数支持他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禁烟(鸦片)公社,配合思贤讲舍的活动,为改善湖南而努力。会员多为郭氏一辈的老士绅,且大多与湘军有关,如李元度、张自牧、朱克敬等。 禁烟主要是从道德的层面来解决“人心风俗”问题,定期举行讨论演说,类似于今天的沙龙,这和教育改革一样都是服务于郭氏的大计划的。“诚欲禁鸦片烟,必自挽回人心风俗开始。诚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思贤讲舍从不缺少生源,禁烟公社所谈及的社会问题也够深刻,但其影响也是有限的,就连郭嵩焘本人也悲观地认为,中国需要三百年才能振兴。 好在历史没有辜负那些看准时代潮流的人,郭嵩焘的拯救“人心风俗”计划就像一股春风拂过冰封已久的湖南。就在郭嵩焘去世7年后的1898年,长沙正是沿着郭氏所期望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谭嗣同:一个“不怕死”、为理想甘愿献出生命的改革者 郭嵩焘晚年在长沙期间,有7年的时间与周汉同处一城。周汉虽支持者甚多,但并非所有年轻一辈的湖南人都倾向于支持周汉。来自长沙东边浏阳的谭嗣同,痛恶周汉一如洋人。谭嗣同知道郭嵩焘欲重整湖南人心风俗之事,十分支持郭的志业,他甚至把郭嵩焘与曾纪泽誉为有可能唤醒他们特别落后省民的仅有的两位湖南人。 谭嗣同非常厌恶湖南敌视洋人的心态,他认为,湘军和其诸位领袖不该只为湖南人的仇洋心态负责,还该为全中国的仇洋心态负责,“独湘军既兴,天地始从而痛之(洋人)”。按谭嗣同的说法,湖南人排外心态的反转点出现于1894年到1895年,那场以中国惨败收场的中日甲午战争。“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在他看来,湘军兴盛以来,守旧自大始终是湖南改革的最大阻力。 甲午之后,谭嗣同把王夫之“征诸实事”的求是精神和在“万无可为之时”的担当精神视为在湖南师徒相承的一个传统,谭嗣同认为,身为湖南人,他和他的恩师都肩负延续王夫之生命与著作的使命。 谭嗣同回浏阳时,湖南已在大变之中。1892年后,为防止暴力排外的事情再发生,清廷陆续派新官员到湖南,在领导层中,数名官员与郭嵩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特别是1895年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担任其首席幕僚的儿子陈三立。早年陈宝箴投奔曾国藩,深受器重。19世纪80年代,陈宝箴常拜访郭家,两人经常书信往来,直至郭去世。陈三立则曾师事郭嵩焘。因此,湖南1895年至1898年实施的改革,处处可见郭嵩焘的影响。endprint 维新,是那个时期湖南最热门一个的词。湖南矿物总局、洋火局、电报线……官绅联手打造了湖南维新实业欣欣向荣的场景。 教育方面,毕业于京师同文馆的江标出任湖南学政,着手整顿校经书院(原湘水校经堂),增设史地、算学、外语等学科,他发现,郭嵩焘在此打下的基础帮了他的大忙。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则效仿江标的做法,将数学和外语教学纳入岳麓书院的课程…… 1895年,谭嗣同回到浏阳,和其同乡好友唐才常(早年就读于长沙校经书院)重聚,并合力创办浏阳算学社。两人以此为起点,在江标的鼓励下,促成以学习西方思想为宗旨的学会在省内各地与日俱增,如地理学会、法律学会,不缠足会等等。 在长沙,江标在校经书院里创立了湖南第一份报纸。他请唐才常、何来保、谭嗣同等担任主笔,推出两份报刊,先是旬刊《湘学报》,继而是日报《湘报》。《湘学报》主要报道学术性的内容,如科学和数学等,《湘报》则主要登载来自湖南及国外的新闻和启事,省内诸学会的动态,以及一个以探讨维新思想为主旨的问答栏目。湖南维新运动期间流通的理念,借《湘报》的“问答”专栏得到充分体现,主笔的回复则大部分出自谭嗣同之手。 王先谦于1897年领衔奏请陈宝箴开设结合中西学科的全新学校。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与他一同规划新课程,大体上剔除传统书院科考取向的经籍课程,并取名为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汇聚各路英才,由24岁的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介绍来自沿海地区最新改革派思潮,谭嗣同和唐才常则投注于湖南本地思潮。

湖南维新运动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救亡自强运动,其巅峰随着1898年初期谭嗣同和受敬重的学者皮锡瑞创立南学会而到来。皮锡瑞曾在日记中阐述南学会成立的目标:“惟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襄、罗忠节之伟人。”南学会第一次集会就有300多人参加,包括巡抚、学政、士绅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欧阳中鹄、陈宝箴、皮锡瑞、谭嗣同等都曾登台主讲。 湖南不久前还被视为守旧排外心态的大本营,这时已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以至于梁启超觉得那是唯一能让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改革者尽情一展所长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表了时务学堂学生写的一批札记,以证明“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这些札记大多打破传统,极为激进。例如有位学生建议废除千百年来形塑中国文人心智的科举制度;另一学生就鲜明的政治主题发问,提出中国民主与主权的问题。事实上,不久的将来,教习杨毓麟,学生李炳寰、林圭、秦力山、唐才中等都成了反清的骨干,而在未来的时代里叱咤风云的蔡锷,此时就在梁启超的班里,年方15的他是学堂里最年轻的学生。 1898年5月,王先谦的一个门生无意中拿到时务学堂学生的部分札记,送给王先谦看。王先谦大为震惊:“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他立即呈请巡抚陈宝箴解散该校,辞退该校老师。但对长沙时务学堂的强烈抗议声,不久就被北京情势的重大转折淹没。1898年6月,谭嗣同入职军机处,全面参与维新变法。 这场后来人称“百日维新”的运动不到两个星期就戛然而止,深受佛学思想影响的谭嗣同选择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式的牺牲,“自古以来,未有不流血而能成大事者。我愿流血以待后人”。 谭嗣同死后3个月,梁启超在日本出版谭的《仁学》,并在序中写道,谭嗣同是“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而湖南维新运动的冲劲,则由避难日本的那些师生传承下来。新一代湖南人由来自时务学堂的师生、在南学会集会上聆听过演说的年轻人以及湖南《湘报》的年轻读者组成。他们大多坚信由湖南人带头走向未来的信念,只不过,谭嗣同的死使原本以为改革有望的湖南人满腔悲愤,报复心切,坚定认为湖南终将再起。因此,谭嗣同的死在一定层面上代表了湖南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此后,那些自认为“湖南精神”之化身者,大部分将扬弃郭嵩焘和谭嗣同开启的本土自下而上的改革策略,转而采用更为激烈的变革之道。 从谭嗣同开始,湖南成为年轻人的舞台,也从谭嗣同开始,“不怕死”成为湖南人的标签。 杨毓麟:一个不惧失败,专注暗杀的革命者 正当湖南的维新变革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并非所有倾向改革者都抱着乐观的态度,长沙人毕永年就是其中一个。在1898年4月8日的《湘报》中,谭嗣同回应了南学会活跃分子毕永年关于“中国将有大难”的担忧,那就是王船山的“抱孤心,临万端”。毕永年后来追随谭嗣同抵达北京,康有为策划围园杀后时,曾计划让毕永年率百人刺杀慈禧。戊戌维新失败后,毕永年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兴中会,成为第一个由改良转向革命的湖南人。 在日本,毕永年遇到了躲避清廷追捕、一心为谭嗣同报仇的唐才常,两人准备联络长江沿岸会党起事。1900年,毕永年与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骨干成员来自时务学堂的毕业生。接着,唐才常又联络会党,组织了10余万人的自立军,伺机为谭嗣同报仇。1900年七、八月间,自立军在经过一场小战之后走向失败。

自立軍起事惨败之后,受此影响最深的还是湖南人,唐才常、林圭等烈士的鲜血再一次激起年轻人的斗志。越来越多的湖南学生选择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有位毕业于时务学堂的湖南人,名叫范源濂,他说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东京设立一所专供中国留学生就读的日语学校——弘文书院(后改名为宏文学院)。1900年至1903年,留学日本的湖南人有一半以上就读宏文学院。杨毓麟、陈天华、杨度、黄兴、杨昌济、胡元倓等都曾在宏文学院就读。在这里,民族主义下的体育和现代科学教学对湖南留学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endprint 在宏文学院,一群学生于1902年11月创办了一本叫《游学译编》的杂志,该杂志逐渐成为在日本的湖南留学生的喉舌。身处异乡,日本强、中国弱的强烈对比无时无刻不冲击着湖南留学生的内心。在《游学译编》上,学生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湖南的精神、地位和独立性。1903年1月,蔡锷在《游学译编》上发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强化了湖南人带领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理想信念。蔡锷自信满满地写道:“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 思想最激烈的当属《游学译编》主编杨毓麟,主张“下等社会”与“中等社会”结合起来,实行民族民主革命。在《满洲问题》《续满洲问题》中,杨毓麟号召湖南带头为中国革命奋斗:“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吾湖南始。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熏胡人之脑,请自吾湖南始。” 杨毓麟年轻时曾就读于长沙的湘水校经堂,与唐才常是同学。维新运动期间,又与唐才常、梁启超一起执教于时务学堂,是很活跃的南学会会员。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度帮助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事,失败后逃亡日本。不过,让杨毓麟在日本名声大噪的则是一本叫《新湖南》的小册子。 在这本署名“湖南人之湖南” 的小册子里,杨毓麟说,从王夫之到郭嵩焘,再到谭嗣同,其一贯不变的精神,乃是在中国最保守的这个省份里无所畏惧地追求他们的志业。为何呢?“是独立之根性使然也。”他还说,“湖南者,中国之一部分;新湖南者,畔全体而裂其一部者也。非能畔而裂之,则亦不能缝而完之……故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湖南人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在杨毓麟这里足见有何等之强烈。 杨毓麟在《新湖南》里描述他的湖南独立远景时,也在“破坏”一章中提出了实现的办法,他于1903年5月创办了名叫“军国民教育会”的团体。这一团体提倡以暗杀为政治手段,下辖一个“暗杀队”,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刘师培等名人都曾加入。“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自此,杨毓麟专注暗杀,偏爱用炸弹,据说会制造10种炸弹。因为试验炸弹,他曾失去一只眼睛。 杨毓麟在日本时合作最密切的要数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成员和暗杀队队员,黄兴受《新湖南》的影响也最深。1903年,黄兴带着杨毓麟的“暗杀主义”回到长沙,在同学胡元倓创办的近代湖南第一所私立新式学堂——明德学堂里,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制造炸弹,从事武装反清活动。 1904年农历除夕,黄兴、杨毓麟、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100多人在明德学堂董事龙璋的长沙寓所里举行华兴会成立大会,制定了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幽燕”的方略。后来,一个不满老师对自己作文批评的学生将黄兴等人的“不法之事”告诉了王先谦,这次,王先谦再度向官府通风报信。结果,起事失败,黄兴等人密走日本。 1905年夏,黄兴再度抵达日本时,杨度介绍孙中山认识了黄兴。在如何实现湖南革命的目标上,黄兴也愿意与孙中山合作。在黄兴的力促下,湖南人的华兴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此前后,杨毓麟几次跑到北方,“从事中央革命”,方式仍然是暗杀。先是暗杀慈禧没有找到机会,后又谋划了炸弹袭击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大臣。 1905年、1906年,湖南留学生圈内还发生了两件大事。先是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5个月后,敬佩陈天华的姚宏业悲观于中国的革命前途,在上海投黄浦江而死。 1906年5月,装有陈天华和姚宏业遗体的棺木一起运抵长沙。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同盟会会员禹之谟,在陈家鼎、宁调元的协助下为两位烈士举行了公葬。资料上说,有一万多名来自长沙诸新式学校的学生,一身素白,边走边歌,人群绵延超过5公里,无视湖南巡抚的禁令,送两具棺木到岳麓山下葬。12年后,25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称这件事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说“湖南的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触怒湖南官方的陈家鼎、宁调元在胡元倓的协助下从长沙逃往日本,在东京,两人与杨毓麟共同创办了新湖南的刊物《洞庭波》。该刊以宣传民族革命为主旨,公开鼓吹排满革命、提倡暗杀、批判改良。“每期印数千册,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浏等县尤多”,“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直接影响了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 此后的杨毓麟一直通过报刊宣传来鼓动反清情势,1909年冬,杨毓麟转赴英国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学习。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反清革命事业。1910年3月,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暗杀摄政王载沣事败,后经调查,他们使用的炸药系由杨毓麟从英国购买而来。 1911年8月,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以致旧病复发,痛苦难忍,便留下遗书,赴利物浦的海边蹈海自尽,时年39岁。此时距离辛亥革命爆发仅剩两个月。杨毓麟一生参与了郭嵩焘的湘水校经堂、时务学堂与南学会、自立军、《游学译编》、华兴会、暗杀团、同盟会,正是这无数次的痛苦挣扎、无数次的奋起反抗,铸就了湖南人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精彩的一幕。 杨昌济:一个“耐得烦”的教育救国者 杨毓麟的葬礼远不如后来黄兴、蔡锷的葬礼风光。杨毓麟的遗体被找回后,与他一起在阿伯丁大学求学的叔祖杨昌济便前往利物浦安排下葬事宜。最后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楊昌济将杨毓麟葬在了利物浦当地的公墓里。 杨昌济大杨毓麟一岁,两人是密友,19世纪90年代晚期,两人在岳麓书院曾同住一间寝室,也都积极参加湖南的维新运动。不同的是,杨昌济把重点放在教育改革上,并终生将其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 1903年,杨昌济与陈天华、刘揆一同赴日本留学。在宏文学院他与杨毓麟重聚,通过他与黄兴、蔡锷结为至交。虽然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但他从未加入同盟会。杨毓麟自杀后,杨昌济又前往德国柏林攻读哲学,但只待了9个月,1913年春便回到故乡长沙。 回到长沙的杨昌济把心力放在重振湖南教育上,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他的目标是教育出新公民,进而为新国家打下基础,所以他一生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endprint 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旧的权威体系遭到扬弃,湘绅领袖王先谦在武昌起义后,已改名避居平江,闭门著书。作为湖南学界官方代表人物的刘人熙极力打造以船山学说为核心的新的道德基础。他以郭嵩焘的思贤讲舍为基础,筹建了船山学社。在这里,刘人熙强调的还是“人心风俗”,并宣称,船山之学有助于湖南的独立精神的创立。1915年9月,刘人熙还创办了湖南《大公报》,以团结湖南人来对抗北洋政府。说到底,刘人熙打造的依然是湖南民族主义,关心的仍然是湖南人湖南事,并以“湖南人之独立性制造湖南人”。

与刘人熙不同,杨昌济主张彻底解剖、重组、重新诠释船山学说。他认为王船山的汉人民族主义应当修正,应该只讲国别,不讲民族和文化隔离的国家主义。杨昌济把王夫之的《 读通鉴论》《宋论》这两部著作都用在课堂上,并用了自己的解读。如他把《读通鉴论》的内容分成三大类:“世界的理想”“国家的主义”“个人的精神”。 另外,杨昌济特别推崇乡贤曾国藩、谭嗣同,在他看来,两人的共同点就是个人的修持对于改造世界的重要性。从教育学的角度,他是赞成自修教育的。杨昌济在日记中写下他对曾国藩个人习惯与治学习惯的心得,然后将自己的日记化为教材,把那些观察和阅读感受传达给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谭嗣同在杨昌济眼里则属于哲学家的典范,这在他第一次读到谭嗣同的《仁学》时就深有感触。“余在笃生(杨毓麟)家初读谭浏阳《仁学》时曾有此感想,当时觉得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杨昌济从世界观的高度,将谭嗣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进行了诠释,并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们。 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临终前致信好友章士钊(长沙人,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今天来看,杨昌济的眼光可谓独到而准确。 毛泽东:一个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领导者 毛泽东早年所受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浓浓的湖湘先贤遗风。据资料,青年毛泽东是十分喜欢探访湖南历史古迹的。 1915年,老师杨昌济告诉22岁的毛泽东应以曾国藩为师。到了1917年夏,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尊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为何独服曾国藩,主要还是基于曾国藩的个人修身,这也是杨昌济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地方。青年毛泽东注重学业与健身并重,于寒冷的秋天在湘江游泳,在岳麓山上露营,身无分文徒步湖南乡间等等都是修身的一种。 那时的毛泽东,早已立志做改造天下的“大事”:“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佣人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逐渐地,杨昌济认定毛泽东是自己理想中“强避桃源做大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大木”。1918年4月,杨昌济的三个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在长沙组织成立新民学会,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毋庸置疑,学会深受杨昌济的影响,正如毛泽东解释的,“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且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是湖南籍的知识青年,有70余人。因为不少会员在省城的社团中担任重要职务,为学会提供了动员的能力,使湖南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具有全国的影响,这些活动包括:长沙的“五四”运动、1919年11月至次年6月成功地驱逐军阀张敬尧、1920年9月至12月湖南首倡的湘省自治运动以及组织湘籍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的地方行动开始于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之后,恰好也是他与名叫彭璜的学生合作的开始。彭璜也是湘潭人,比毛泽东小3岁,是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的学生。那时,彭璜在长沙学生圈的影响力很大,他发起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任会长。“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中途转道上海,拜见了陈独秀,商量了湖南的建设发展问题。

回到长沙,彭璜引介毛泽东加入湖南学生联合会,大约在同时,毛泽东也引介彭璜加入新民学会。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个发声的平台,于是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在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重印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 《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得到了李大钊的高度认可,认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四期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事实证明,《湘江评论》影响了湖南许多的进步青年,如刘少奇、任弼时、郭亮、萧劲光等就是在该刊物的直接影响下开始觉悟,走上革命道路的。 或许是陈独秀已经看到了《湘江评论》蓬勃之气,或许是毛泽东给他留下的不凡印象。1920年1月,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针对这新一代湖南青年写了《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

[责编:廖慧文]

关键词: 湖南人 激情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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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网编辑整理于2018年11月04日 08时35分52秒: 开放崛起:百年湖南人的激情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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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在线编辑:小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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