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印度这个国家非常的神奇，它是一个宗教早熟的国家，简直可以叫“宗教大王”。咱们最最熟悉的莫过于佛教。都知道，中国的佛教起源于印度，虽然很多方面已经中国化，但中国佛教从来都没有脱离出印度佛教的体系。
佛教在古印度只不过是众多宗教舞台上的角色之一，现今也只排到印度宗教的第七位而已。但自从它踏上华夏民族的土地，就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佼佼者。所以佛教在印度比起在中国的威望可差得太远了。如果佛教没有进入中国，现在的世界三大宗教中肯定没有佛教的位置。中国成就了佛教，同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就连咱们的唐诗，也都时常透露着禅机。
一：为什么说中国成就了佛教？
1.口头到书面的传播演变
我们中国民族众多，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方言。特别是南方地区，可能两个相邻的村之间就说着不同的方言，好在咱们普及了普通话。但是古代是没有普通话的，虽然古代语言没有统一，但是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即便语言不通，但是只要文字统一，咱们的文明就能很好的通过文字得到传承。
印度和中国的国情很不同，印度至今都没有统一文字和语言。很难想象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没有能足够普及的通用语，他们之间如何交流？如果不是英语作为官方用语，印度说不同语言的人交流是非常困难的。古印度和我们一样，没有普通话，更头疼的是他们没有统一的文字。
所以，印度文明是一个重口头和形象，轻文字的文明，和咱们中国文明刚好相反。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印度印刷书籍的历史起步非常晚，所以佛经的传播主要靠僧侣的口头传播。就跟咱们听老人从祖辈流传下来的故事一样。传着传着，就传偏了。更何况每个人的慧根都不同，如果一个和尚参悟得不够透彻，那他口述出去的佛理就出现了偏差。
中国文献中第一次记载佛经传播就是口授。
公元前2世纪，西汉的景卢第一次通过大月氏使臣的口授，接触到了佛教的浮屠经。这就是中国文献中第一次记载的佛教传播过程。
在玄奘去印度求经以前，中国高僧到印度去取经从来就没正儿八经的取回过一本原版经书，都是印度高僧靠口述，或者一些诵经专家写成梵文或者巴利文后，再找一些双语专家来翻译成汉语。所以印度传入中国的经书基本都是由梵文或者巴利文写成。
靠口述传播和翻译的经书肯定是东一篇西一篇不成系统的。好在咱们的老祖宗们有一种追求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倔强。他们在大量翻译佛经的同时，还要对佛教的经典进行勘探和清理。为了得到最纯正的一手货，中国许多高僧历经千难万险跑去印度求经。除了一些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高僧，例如玄奘，还有很多无名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经文翻译事业中，他们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佛教系统化的建设
佛教进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人对佛教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以及文字化的建设过程。传入中国的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并不是说“中国化”就是把人家的佛教文化改的面目全非，而是完全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进行传播。但中国佛教从来没想过要自立门户，毕竟咱们是完全吸收了佛教的东西。中国又是个讲究“根源”的文明大国，脱离印度佛教这种事情咱干不出来。佛教在中国扎根后，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之下声名远扬，影响力比在印度高得多。
回头再看看印度，印度本土佛教发展成了许多不同的派系，这些派系之间的“教旨”不统一，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非常混乱。中国用文字统一了佛教的“教旨”，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天主教伊斯兰教这样，不同派系之间斗个你死我活的情况。
中国佛教不仅不存在派系权斗，还把佛教推广到很多其他国家。不管是东南亚还是日本，他们的佛教都来源于中国的传播。佛教能发展得如此壮大，影响如此深远，不得不说，中国是最大的功臣。
二：佛教促进中印文明的融合
1.佛教传入契机
佛教传入中国被发扬光大，并不是一种偶然性，而是一种必然。抛开丝绸之路为前提所带来的世界文明相互交流不说。从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两个方面都能很好的说明这种必然性的存在。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佛教是一种“宇宙式”意识形态，始祖佛陀是老大，他是宇宙最高“统治者”。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制度里“天子”是最高统治者。这两种“宇宙式”的意识形态高度吻合，所以中国社会形成的观念对佛教的体系能很好理解，接受度很高。
从另一个方面说，中国从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兵荒马乱。老百姓生活得很艰难，心里很苦。佛法宣扬的“救苦救难”的菩萨就像一个“救世主”一样横空出世。特别是大乘佛教强调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普度方证菩提”的菩萨文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极具吸引力的。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的政权，在以汉人为主的社会中，统治者需要借助新的国际主义文化来巩固政权。所以，佛教传入中国有两个很好的契机，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2.“三教合一”与天文、数学的传入
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远，简直是一场大型的文明融合现场。
比如“三教合一”，三教指的就是道教、佛教和儒家。前两个是宗教，但儒家不是。佛教没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信的是鬼神，但是儒家文化又是无神论，这两种文化有很大的冲突。可以说中国当时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体制。
佛教进入中国扎根后变成了中国的本土宗教信仰体质，但是它又是个实实在在的“进口货”。佛教的兴盛刺激了中国本土的反应，道家文化不甘示弱我，道教就应运而生了。原本道教和佛教是两个竞争对手，但因为很多有影响力文化人长期提倡下，佛教、道教和儒家互相融合。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没有大风大浪，很符合中国文明的特点。
另外，印度古代的天文学和数学都比较发达，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跟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还有印度的天文历法。中国的天文学长期以来注重观测星象，以解释星象来预测天下大事是当时主要的功能。说白了就是皇家专养用来巩固皇权的。
唐代的时候，天竺学特别兴盛。他们翻译的印度历法《九执历》已经能准确的计算并推测日月交食了。唐代是中国历法与印度历法大融合时期，出现在中国黄历上的十二生肖很可能就是印度传入的。
随着对历法的学习，印度数学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印度古代数学法有十进、百进、倍进、百百千进等。零和现在的阿拉伯字母也都是印度人发明的。《九执历》中“九数至十，进入前位”也是中国笔算的开始。除此之外，“圆弧的量法”、“正弦函数”等都通过《九执历》传入中国。当然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
不得不说，古印度文明真的很先进，很可惜西方殖民的入侵断送了这个文明的延续。如今的印度和古印度完全不是一回事。
佛教如何影响唐代诗人
1.禅宗文化的发展
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诗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官府就组织老人到民间去收集诗歌，《诗经》一书就是由此而来。
唐朝经济繁荣，政权强大，百姓能通过科举制度考试当官，造就了唐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绚丽、生动、浪漫的“体类”。如果说佛教对唐诗有直接的影响，你可能有点难以置信。
印度佛教中，最高主宰者是佛。次一等的是菩萨，然后是“天龙八众”。人要想得道必须是大彻大悟的第一等僧侣才能变成菩萨或者罗汉。但在印度另一本佛教文献《维摩诘经》中，维摩诘以人间居士的身份和佛平起平坐，甚至向文殊菩萨讲道。
中国禅宗文化与维摩诘就像两个双胞胎兄弟。虽然禅师也出家守戒，但反对迂腐的宗教礼仪和形式主义的禁欲生活。禅宗语录《五灯会元》中就有大禅师说过“三教一心，同途异辙。究竟道宗，本无会说。非维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意思就是禅宗文化、维摩诘文化和“三教合一”都是一家，提倡儒、道、佛互相融会贯通。
佛教对诗人和诗的影响
在唐朝，禅宗文化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南宋时期讲究“顿悟”，到唐朝时已经转变为“平常心”。佛性变成了平常的人性，在人一生的衣食住行中都有道。所以唐朝诗人纷纷学佛参禅，把所学的佛理参透的禅机都融入自己的诗文之中。就拿王维和李白这两个好朋友来说。
唐代大诗人、大画家王维就沉迷于维摩诘文化的典型代表，王维名维字摩诘，加在一起就是维摩诘。他“晚年长斋、弹琴赋诗、啸吟终日”。王维的《过香积寺》更是字字入禅。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种？泉生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李白也是维摩诘文化的发烧友，更是中印文化合璧的优秀榜样。李白自称“青莲居士”，和王维的名字一样，都是致敬维摩诘文化。李白和王维一样喜欢“长啸”，为什么他们喜欢没事大喊两声呢？其实“长啸”文化是由禅宗僧人在山林中练瑜伽功夫“狮子吼”发展而来。这让我想起电视剧《新白》中，法海忽悠许仙出家时说的“暮鼓晨钟狮子吼”，可见“长啸”确实是起源佛家功夫。
李白的诗中，处处透露着对“长啸”文化的推崇。例如：
“对酒勿思我，长啸临清飚。”“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李白的《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香炉瀑布遥相忘”也是佛教寺庙文化与中国自然风景的结合。
佛教在文学语言上也启动了中印文明的融合。
梵文佛教经典中诗的成分也很多，梵语读经时的三种调子：上升调、转调和下降调，这启发了中国平声、上声和去声的确定。平声中的阳平就是上升调，去声就是下降调，上声就是转调。唐诗讲究的“平仄”是基于平声为骨架，再穿插上声和去声，这大大的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声调和节奏。
佛教文化的传入扩展了中国文人的视野，使中国诗文的意境更加优美，也是中印两个语言和文字的对话。如果没有“禅”文化的兴起，唐诗便不会有如此光辉灿烂的可能。
结语
佛教传入中国造成的中国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文学“百花齐放”。佛教解放了儒家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的束缚，使中国文学更通俗和大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使中国文学重现实、重伦理、重人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学缺乏想象力。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固有的思想产生了激荡碰撞使中国文人张开了幻想的翅膀，也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
